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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我们将目光投向华语文学史上绕不开的名字——张爱玲，特邀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袁少冲开启阅读之旅。

作为深耕现当代文学研究多年的学者，他擅长以细腻视角拆解经典文本，精准捕捉作家文字背后的情感脉络与时代底色。

>>名家简介：

袁少冲，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，北京大学访问学者，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，省级模范教师。主要从事鲁迅研究、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。

3月初，袁少冲教授做客陕图讲坛，开讲“张爱玲笔下的人间烟火与爱恨悲欢”，现场座无虚席，不少读者静坐台阶之上，共赴这场文学之约。

提及张爱玲，大众印象里总浮现旧上海的旗袍倩影，弄堂深处的民国风韵，以及浮华尘世里剪不断的爱恨情仇。她的文字，既有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困囿与挣扎，更拥有跨越岁月的文学生命力，这也是当下读者始终钟情张爱玲的核心缘由。品读张爱玲，既是对经典文学的诚挚致敬，亦是对当下大众阅读需求的真切回应。

华商报：您刚在省图完成张爱玲主题演讲，现场反响热烈。您认为，时至今日张爱玲依旧拥有强大吸引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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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少冲：这次讲座人气高涨、读者积极专注，甚至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在此对读者们的热情表达敬意与感谢！大家对讲座的踊跃也是多年来“张爱玲热”的延续与体现。这种“热”，在学界表现为研究成果丰硕、探讨持续深入；在大众层面，则体现为读者群体庞大、作品流传度广。

究其原因，除了研究界受海外汉学的推崇及“重写文学史”所依据的那套讲究审美艺术性的文学观念之外，与张爱玲笔下书写的“凡人俗事”“饮食男女”也密不可分。读者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大众的文学审美与阅读品味。张爱玲笔下的市民传奇之所以长盛不衰，根本在于读者本身便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个体，她的男女故事相较战争革命书写与当下大众的生活语境高度贴近，故而能在心理与情感层面引发天然的亲近感。

华商报：张爱玲一生始终深陷自我困囿的矛盾之中，这份矛盾为何能跨越时空，至今仍与当代读者产生强烈共鸣？

袁少冲：这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人生命题 ——人该如何认知自我。

张爱玲身处中西碰撞、新旧交替的夹缝时代，社会价值体系破碎裂变，身处其中的个体，内心难免充斥着惶惑、矛盾与裂痕，张爱玲便是典型代表。

原生家庭带给她极致的割裂：物质上，她衣食无忧，享有着保姆照料、专车接送、贵族女校求学的优渥生活；情感上，她却深陷父母的纷争与冷漠之中，亲情的缺位与人性的凉薄，深深伤害着幼小的她，让她在冷静的外表下，藏着一颗受伤的灵魂。她被自私、计较、绝情所伤，然而她却同样无法摆脱自私、计较与绝情，终其一生难以挣脱这些特质的桎梏，这是其自我困囿的核心根源。

与此同时，她与时代、社会的关系同样充满隔阂。她所熟悉的，仅是旧上海市民生活这一狭小角落，对角落之外动荡变革的广阔天地，她抱有本能的疏离与抗拒，将残缺的自我困于一方天地之中，而这方一隅，既容不下完整的天地，也无法安放真正的自我。

反观当下，我们的社会文化并非已然成熟完善，在现代化的求索道路上，我们依旧步履不停。当代人的自我认知，同样存在着惶惑、矛盾与漂泊感，这也让我们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、其作品中的精神内核，形成了跨越时代的精神勾连或共鸣。

华商报：张爱玲其人其作，对于当代人以及当代文学创作，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？

袁少冲：张爱玲其人其文，是研究现当代文学与社会人性绝佳的范例之一，她的成就与局限，都为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。

从其成就而言，张爱玲对生活有极致细密的观察，且锤炼出一手精巧的文字、华丽的修辞；她虽有对市民传奇的同情与欣赏，但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，忠实于生活的，揭示了大多数人物的悲剧命运。虽不喜“飞扬”，但《倾城之恋》也没有回避战争；虽屡屡赞美上海人，但也承认物质高压的人性扭曲，如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。这方面提示着我们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生活，也应当既保持耐心与韧性，又敏锐于社会的新变，敢于从异于流俗的视角来审视世界，至少以主观的真诚来达到一定的客观真实。

而从其局限来看，其一，她的生活视野与创作视角，自带遗老遗少家族的没落气息；其二，她笔下的上海，仅是这座城市的单面剪影，旧上海既是殖民的前哨站，又是革命反抗的最前沿，既是现代文明的窗口，也暗藏着现代化的弊病，而茅盾、夏衍、鲁迅等作家，则勾勒出了上海的其他维度；其三，沪港都市仅是民国乡土中国的特殊场域，无法代表整个中国与时代全貌。

由此便提醒我们：不能因为她所贡献的那个点，刚好符合西方文学理论的价值标尺，或者也亲近当代和平岁月、市民主导的都市文化，便把这个点极度夸大，以偏概全地将其硬抬到不属于她的那个高度。而在创作与认知的方面：要把握社会或时代的实质，既需要扩充知识和人生阅历，又需要将微观细节与宏观判断相结合，既需要俏皮、精致、犀利，更需要深邃、悠远与阔大，避免那种“见树木不见森林”式的片面。因为若不在“森林”中，则“树木”也难保健康。

比如张爱玲所追求的“人生安稳”，民国洋场中遗老遗少的生活，并非积极健康的生存状态，这份殖民场域里的畸形“安稳”，本质上是鲁迅笔下的“苟活”——意图生存而太卑怯。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刘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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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陕西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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